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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《李秀成自述》引發爭論的背后】 李秀成自述原稿注

發布時間:2018-12-11 08:58:40 影響了:

  忠王李秀成是太平天國后期的主要人物、執掌軍政大權的將領。在其放棄天京(南京)的方策不被天王洪秀全采納后,他決心死守殉國。被清軍俘獲處死前,他寫了一篇《自述》,記載本人參加太平天國活動的經過。鑒于天朝已覆亡,為免部屬被屠戮,他說了些稱頌曾國藩、曾國荃兄弟的話,希望他們收降部眾,“不計是王是將,不計何處之人,求停刀勿殺,赦其死罪,給票給資,放其他行。”在1963年戚本禹《評李秀成自述》的文章發表之前,對于這一歷史人物,一直是當作英雄人物來看待的,因而多有文章來歌頌他。
  1962年4月5日,《光明日報》刊登呂集義《曾國藩為什么刪改》一文,披露《李秀成自述》經過曾國藩刪掉5000多字的事實。《自述》先后經羅爾綱箋正,梁枯廬整理印行。這個沉埋百年的忠王自述才得以和世人見面。
  不料,到了1963年,《歷史研究》第4期發表了戚本禹《評李秀成自述――并與羅爾綱、梁枯廬、呂集義等先生的商榷》一文。文章根據李秀成自述,判定李是叛徒,“認賊作父”。此文一出,引起了各方面的關注。
  為了能讓專家學者對戚本禹的文章發表意見,在中宣部副部長周揚的建議下,9月14日,中宣部召集學部、近代史所及《新建設》雜志負責人開會,專門討論戚本禹評價李秀成文章。與會者多數認為:《歷史研究》對戚本禹的文章處理不慎重。李秀成不同于曹操等一般歷史人物,他是中國近代史上的政治人物,是民族英雄。他奮斗、革命一生。后被俘八天,有點動搖,最后還是被殺了。這樣的人不能簡單地定為叛徒。周揚同意與會者的多數意見。他認為戚本禹的文章是一種“翻案風”。他說:
  歷史方面有許多人物要用馬克思主義重新估計,但不要鼓勵一概翻案。該翻就翻,有的一百年也翻不了。不是封建時代的反面人物都要翻案,李秀成文章發表不夠鄭重,應向中宣部請示,并報中央。這是對革命先烈的估計問題,是階級分析,說他投降是階級觀點,還是把我們今天有聯系的革命人物翻掉階級觀點,現在文章已發表,有點麻煩被動。李秀成無論如何功績是不能抹殺的。近代中國反帝是第一標準,第二是有保護群眾的想法,不要加害群眾,這是過去的人物,歷史人物,不能按共產黨員要求。即使共產黨員,動搖一下,最后被敵人殺掉了,也不能認為是叛徒。糟蹋了這個人物,第一學術上站不住,第二政治上不利。考據也可以登一點,但不能成為風氣。現在真正的叛徒是赫魯曉夫,不是李秀成。歷史研究的;重點,應該是近代、現代,要少出問題,但也不要怕出問題(據當年參加會議的劉大年筆記)。
  周揚最后提出了兩個“補救”辦法:
  由中宣部在內部發一個通知,要各地對戚本禹這篇文章不要轉載,不要公開評論或討論;隨后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劉大年寫一篇正面評價李秀成的文章,仍由《歷史研究》發表,作為史學界的基本意見。
  第二、劉大年的文章寫出、發表需要一段時間。在此期間,北京史學界人士先開個座談會,會后發個消息,在報上刊登一下,表示北京史學界不同意戚本禹的意見。讓大家知道,戚本禹的文章不作準。
  這次會議后,中宣部下令,因戚本禹的文章而停演的話劇《李秀成》照舊演出,10月1日國慶演出了三場。
  稍后,北京史學界人士座談會在劉大年主持下召開,座談會后,很快寫出了報道報送中宣部審查。而此時,形勢卻發生了始料不及的變化。
  自稱為“流動哨兵”的江青,將戚本禹的文章送給了毛澤東。毛讀了《忠王李秀成自述》原稿影印本,批了幾行字:“白紙黑字,鐵證如山,晚節不忠,不足為訓。”鮮明地表示了對戚本禹文章的肯定。
  消息傳出,中宣部審查過的報道稿只好停發。周揚無可奈何地說:戚本禹的文章不能駁,駁不了。同時,中宣部給各地打電話,發布通令:今后凡是歌頌李秀成的文章和戲劇,也不要發表和演出。
  李秀成的評價問題,作為學術問題,完全可以在報刊上展開公開討論。但是戚本禹的文章卻打著學術討論的旗號,采取“釣魚”“引蛇出洞”等手法,讓學術界發表各種不同的意見,然后扣上種種政治帽子,扼殺了百家爭鳴。而且撇開戚本禹的政治目的不論,僅就他的學風來說,是非常惡劣的。例如為了證明李秀成早就有投降活動,特地捏造了李秀成伙同妻舅宋永琪與曾國荃的師爺商談投降的事;為了證明李秀成在《自述》中向敵人表“功”,硬說李秀成在杭州擅自實行寬大俘虜的政策,其實李秀成在《自述》申明明說過這政策是“奏準天王”的。這種惡劣的文風,開了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形形色色的“大批判文章”的先河。
  (作者為《炎黃春秋》執行主編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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